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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25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考察团从新疆进入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等工作，成为了最早一次对莫高窟进行的全面详细考察，留下了未被完全破坏前的敦煌莫高窟的宝贵影像资料。

视频来源：历史天空

近代几十年来，经过了人为和自然的毁坏，莫高窟中很多壁画和塑像已经严重残毁或者早已完全消失不复存在，但却有幸在伯希和的镜头之下得到保留，弥足珍贵，使探究莫高窟的原貌成为了可能。

然而在令人震撼的镜头之后，遗憾的是伯希和也未能避免与其他西方探险者一样，掠走了莫高窟中大量的珍贵文物，成为余秋雨笔下的“文化大盗”。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相传早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尊云游天下，经过鸣沙山时，忽然看见有金光闪耀，好像万佛降临，于是他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当时社会的不断动荡也让中原许多的文化人纷纷来到河西躲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要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佛教也成为了人们在乱世中的精神寄托，持续在敦煌流传发展，佛窟的开凿也随之不断增加。

之后随着政权统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推崇，许多信奉佛教的高官都曾到敦煌任职并开凿大型的佛窟。隋朝时，信奉佛教、开凿洞窟甚至成为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社会时尚。官绅富豪为留名功德，平民百姓为脱离苦海，因此无论穷富，各阶层纷纷都来开窟造像、画像题名，掀起了敦煌兴建石窟的高潮。

经过之后历朝历代的开发修建，直到唐代，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让敦煌佛窟的发展到达了鼎盛。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形成了大小洞窟1000多个，规模庞大的佛窟群，被称为千佛洞。

元朝以后，莫高窟才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1900年6月22日，在莫高窟居住的清朝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石窟改建为道观，而对其进行清扫。

当他在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洞窟壁画背后透出的一丝光亮，将洞壁打通后，出现一个暗藏的方形窟室，里面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历代文书、经卷、画作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藏经洞”。

自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日起，贮藏其中的数万件珍宝文物虽重现天日，却也引来了西方各路探险家和侵略者的疯狂掠夺。

而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更全然无暇顾及这个发生在偏远大西北的文化事件，使得莫高窟里的万千瑰宝大部分或流落海外，或被中饱私囊，又或因官僚无知和保护不当而损毁，成为了陈寅格先生口中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伯希和自己留下的照片里，面对藏经洞内堆积如山的的经卷和文物，他如获至宝的蹲在蜡烛下，一件一件的翻阅。这些瑰宝让伯希和在藏经洞里待了整整3周之久，他自己曾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

虽然英国人斯坦因赶在伯希和之前，1907年就早先一步来到莫高窟，以帮助兴建道观为由忽悠王道士，用200两银子骗购了近30箱藏经洞内的写本及艺术品。

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作为一名汉学家，伯希和凭借着自己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在通检了藏经洞里所有的经卷遗书之后，选出了当中最有价值的精华。

藏经洞内大量的敦煌经卷遗书保存了许多佛经道经、诗赋史籍、学说注译等历代古籍，其中除了汉文外，还有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各种古代文字资料，其中不少都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文献是探究中国乃至中亚地区历史的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之后甚至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学科 —— 敦煌学。

这些被不熟中文的斯坦因漏下的更加珍贵的6000余卷写本和一些画卷，通通被识货的伯希和挑走，又以500两银子收买了王道士，将它们运往巴黎，从此流落海外。

10余年后，伯希和出版了《Les Grottes deTouen-houang》，此书图片众多，收录资料丰富，成为了早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最重要的凭藉之一。直至今日，这部由外国人首先撰写的书，仍是国内学者研究敦煌莫高窟必须参考的著作。

此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纷至沓来，如法炮制的将一批批无价国宝掠夺到了海外：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等用350两白银骗购约400件；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骗购残卷约500件。

当藏经洞内可以带走的文物终于被搬空后，不甘心的美国人又直接向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下了毒手。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用特制胶布粘下了26块精美的壁画，并搬走了石窟内的彩塑和菩萨像等雕塑，严重损坏了莫高窟的完整性，造成了永不可逆的伤害。

▲莫高窟第328窟唐代供养菩萨像在1924年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面对这些外国人的强盗行径，屡屡因小恩小惠而出卖国宝的王道士，自然成了如今人们口诛笔伐的千古罪人。

▲第一个来莫高窟“淘宝”的英国人斯坦因镜头下的王圆箓道士

但泱泱中华的国家历史文化瑰宝，随随便便交由一个江湖道士掌管其命运，实在不只是一个愚昧小人物能背下的锅。

如余秋雨所言，“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其实，半道出家的王道士虽然不见得全然认识这些宝藏的文化价值，但也本能的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发现藏经洞后不久，王圆箓便携经文样本徒步50里赶往县城，向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汇报。怎奈这个地方官也是个半瓶子晃荡，目不识宝，王圆箓只得无功而返。

此后，王道士曾多次奔走上访报告，但都收效甚微，就算甘肃藩台最终收到了关于发现藏经洞的报告，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竟于1904年发了一纸“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

王道士深感此锅太大背不动，被逼无奈之下，竟斗胆给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时的大清已是风雨飘摇，慈溪太后前几年才被八国联军赶出过京城，哪还有功夫看一个西北道士的密奏。

至此，王圆箓的所有上报和求援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他最终等来的不是朝廷派来保护文物的人马，而是虎视眈眈的各路洋人。

▲斯坦因运走文物的车队

直到1909年，伯希和大模大样的将自己从藏经洞中掠来的文物样本在北京展示给一些学者，敦煌的文物这才引起了京师学者的关注，清廷也终于下令将藏经洞内存留的文物清点后，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

在又经过了长途运输的散失和沿路官僚的攫取克扣后，当初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物，最终只剩下8757件运抵京师，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到引起中央的关注，历时9年，这期间，如果任何一位、任何一级政府官员，能够对这些文物实施有效保护，都可以避免大量国宝流失海外的悲剧。

但国将不国，不仅是腐败的清王朝无能，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来了个更加奇葩的骚操作，居然曾将莫高窟作为安置白俄武装残部的收容所，把一众匪兵放在了充满国宝文物的文化圣地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内战中落败的白俄武装不少都越境逃亡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1921年，盘踞新疆的阿连阔夫残部近500人被押送甘肃。

也许是怕了这烫手的山芋，敦煌县竟以确保当地治安为由，宣布将这500人安置在离县城50里的莫高窟中，免得他们在城中生事。

这些本来就不安分的败兵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他们不仅在壁画上胡乱刻写涂画，更直接在石窟内就地生火做饭，其中的门窗、牌匾被尽数拆下，劈成了柴火。烟火将大量珍贵壁画熏黑毁坏，大量的泥塑佛像也被断臂凿目，使得本就凄惨的莫高窟雪上加霜，仅存的文物上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

即使在经历如此这般的乱世人祸之后，敦煌莫高窟内所能幸存的仅仅一少部分壁画和文献，还是为我们当今追溯和探究历史提供了各种宝贵的参考资料。

今天，清明节的3天小长假已经开始，作为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节日，敦煌莫高窟内的许多壁画和文献也都从各个方面记载了清明节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内涵，为今天的我们了解清明节传统提供了生动细致的史料。

比如文献《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状》记载：“驾入五日遇寒食，至八日假开。”

这说明早在晚唐时期，古人就将寒食和清明本两个不相同但日期相临的节日并称，形成了“法定小长假”，而且比现在的你还多一天。

▲莫高窟第454窟壁画中的墓图情景

因此许多寒食节的传统也已渐渐融入清明，除了祭祖扫墓、禁烟冷食的习俗，还纳入了植树耕田、行山踏青、饮宴踏歌等诸多丰富多彩的古代节日活动。

藏经洞出土的北宋初年的敦煌衙府账目《使衙油面破历》上记载：“二十七日寒食座设用：细供一千五百八分，胡饼二千九百一十四枚。”

可能因为没有热菜，除了吃冷大饼，喝酒成了寒食宴的一大主题。《归义军府衙酒破历》记载：“十九日，寒食座设酒叁瓮。”

一个府衙就要备下三大缸酒，可见节日期间宴会的用酒量之汹涌。

▲第98窟中的饮宴图

除了美酒佳肴，当然还必须有歌舞相伴。在清明小长假里，古人喜欢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

古代敦煌寒食节于寺院中设乐表演，大家携家带口前去观赏，说明古人与我们一样，在清明小长假里，既有对亡者先辈的追思，也有生者欢悦相聚的幸福。

今年的清明小长假，虽然由于病毒尚未完全退散，不能随便出门踏青扫墓，更不能相约聚餐，但相信已经家里蹲了这么久的你们，应该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

不妨屯点大饼，备上小酒，看着电影，宅在家里体验一把小型寒食宴，还能自个儿唱跳一曲，锻炼身体，岂不也美哉？

参考来源：新华社、凤凰网历史、莫高窟参观资讯、每日头条等。

文、编辑：Focus、林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