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展览“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日本以物力支援中国，还送上一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诗意而精辟地概括了两千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展览“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日本以物力支援中国，还送上一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诗意而精辟地概括了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两国文化的基因密码高度同质，但从艺术到文字，从制度到宗教，诸多看上去相似的现象背后，塑造“何以中国”和“何以日本”的内驱力却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尽管两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几多波折，文化传统上的羁绊却根本无从回避，更无法抹杀。本次展览中百余件两国早期文化交流实物，正是最好的证明。
古坟时代 “大和”由来
《名侦探柯南》的京都特辑一开头，步出京都站的园子振臂高呼：京都真是每个日本人的精神故乡啊！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长达11个世纪，自然有资格称为他们最久的故乡。但若问日本人最古老的故乡，骄傲的古都人也只能指指隔壁——奈良。
在展览开端的奈良县史迹地图上，旧石器、绳文到弥生时代等原始社会的史迹相当寥落。直到公元1、2世纪，日本列岛的文明中心还位于和大陆距离最近、交往最便利的九州岛北部。那一地区出土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和大量汉代铜镜就是明证。而展览的第一部分“倭人百态”中，以土偶为代表、出土自奈良县的文明早期展品，无论是造型工艺，还是体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并不高于同期日本其他地方的水平，甚至和笔者曾在九州国立博物馆见到的同时代文物相比还稍显滞后。
当日本历史进入到古坟时代，统一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所谓古坟时代，因当时统治者广建古坟而得名。在日本大部分国土上都有广泛分布的古坟，在今奈良县境内的数量和密度遥遥领先。“墓葬代表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当生产方式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彼时自然、气候条件在列岛中最为优越的奈良盆地，也就成了孕育更高级文明的天选摇篮。
展览中一只相同地域出土的古坟时代男性坐俑虽然工艺并不复杂，但寥寥几下，“美豆良”发型、左衽格纹上衣、膝绳腿衣，甚至连同座椅的智弧纹都栩栩如生。更难能可贵的是，简单的工艺却让表现对象气派十足——这应当是位坟主，也就是首领级别的统治者。
展览中还展示了一座巨大的古坟模型，其前方后圆的钥匙孔平面造型，为大量圆柱形陶器环绕；不远处的展柜里便有这样一件出土的单体，被称为“特殊器台”。虽然它和前面的陶俑一为器形、一为人形，一个相对简陋、一个相当精美，但二者本质没有区别：除了都是烧陶之躯，更因为其实都是“人”——这种竖立在古坟的陶器被称为埴轮；只是圆柱体以抽象的形态拟人，代替了昔日的活人殉葬。
奈良县史迹地图上分布着的那些四字地名，诸如大和高市、大和小泉等，和北京的西城三里河、崇文三里河同理，加上前缀是为了消歧。奈良县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大和国的所在；奈良盆地又称大和盆地；而古坟时代还有另一个学名：大和时代。
正如“中国”最早指分封制下、周天子居住和直辖的心脏地带，也正是从黄河流域的此处开始，华夏民族展开了“何以中国”的壮丽史诗。从大和故地走出的大和国，从公元3世纪中期开始直到6世纪，奠定了除北海道和琉球之外的今日本主体版图，并作为一个国家对外进行交往。与这一过程同步的，还有大和民族的形成。至今大和民族仍是日本的绝对主体民族，大和也一直是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别称，这无疑值得今天的奈良人骄傲。
风起飞鸟 宅兹奈良
为展览贡献了大量展品的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其所在的橿原市和史迹“藤原京”完美叠合——那是飞鸟时代的最后一座都城，也是这个岛国第一座不再年年迁徙的定都。
虽然那里也只做了16年首都(694-710)，但这个国家从自己人口中的“大和”和别人嘴里的“倭”(二者在日语中读音及罗马字写法均为Yamato)，真正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日本”(Nihon或Nippon)，是701年从藤原京正中的藤原宫里颁布的《大宝律令》开始的。次年，武则天为“日本国”的第一位遣唐使粟田真人设宴赐官，记载这件事的文章则是《旧唐书·日本传》——这个基于中国所在的大陆方位所取的国名，连同独立的国家地位，终于获得世界的正式承认。
这座方圆整十里、按照《周礼》建起的古代东方“理想都市”，不仅让生者在中国式条坊里生活，阴宅也移风易俗，一改古坟时代动辄上万平方米的铺张；而薄葬的同时，墓葬装饰的艺术性却大大提高。
此次展览最大的一组展品，是占了半面墙的高松塚壁画复制品：箱形石椁的东西南北四壁，分别绘有青龙、白虎、朱雀(因盗墓被毁)、玄武四神，东西二壁另有日月和人物群像，顶部则是灿烂星宿。尽管是复制品，但这组展品或许是这次展览的最大惊喜。其采用的最新的复制陶板技术取材低廉，却尽可能恢复到壁画的原状；不仅经久不坏，更可以触摸，堪称文化遗产保存与活化之大幸。
除了新的活化技术之外，艺术本身的最大惊喜要算男女人物群像。我惊异地看到其人物位置关系，居然是按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透视法来表现；而同样的透视法，也被用在706年中国唐代的懿德太子墓中。不仅如此，女子们手中的团扇和如意，则和同一年的永泰公主墓中的描绘别无二致。再看人物装束，和后来奈良时代的人像上常见的、和唐朝造型一致的宽袍盘发不同，此处的贵族男女一律是长袍结发。
文物无言，但会说话。正如当年梁思成凭“出檐深远”的外观，便“大胆假设”佛光寺东大殿是唐构建筑，然后经林徽因的远视眼在房梁上发现了“女弟子宁公遇”字样，最终得到“小心求证”。高松冢壁画让后人得以欣赏时代风尚的同时，也神鬼不觉地留下了断代时间线索：天武天皇逝世(686年)前，颁布了包括准备迁都和移风易俗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具体到穿着打扮，既要学习唐朝，又要有别于唐，于是就有了壁画上的独特造型；而这样的造型，至迟也只能存在到705年——此时，崇尚唐风的文武天皇已即位，再次准备迁都、再次移风易俗，结发令在推行不到20年后也便宣告废止。综上，这组墓葬只可能是飞鸟时代末期的产物。
文武天皇英年早逝，其母元明天皇即位后，不仅把首都迁到了更广阔的平城京(奈良)，新都也继续学习唐风。宫城位于平城京中央正北，以南是宽达70米、笔直的朱雀大街，无疑是以唐长安城为模板。至于横陈于展厅中央的鬼瓦和鸱吻，都来自那时的平城宫遗址，都是典型的唐构。飞鸟-奈良时代的二百年，基本叠合隋至盛唐，虽然国力和文明程度不能比，但几乎不间断地派出遣隋/唐使的这二百年，也堪称日本古代最开放、最具学习精神的时代。
奈良时代以唐为师，还包括让唐三彩在异国生下的“孩子”——奈良三彩。长相恐怕只能这么说：能看出是亲生的，但并不是全随了优点。若要知这奈良三彩的“基因突变”是如何产生的，非得去东大寺正仓院，翻看《造佛所作物帐》查找对其制作技艺的记载不可。
以镜观史 互利互鉴
此次展览中数目最大的展品非铜镜莫属。展览起始时，那座“坟主”埴轮身旁，便有一面同样是陪葬品的铜镜，其表现的图像是一座鸟瞰“四合院”，也是古坟时代标准的首领豪宅。有趣的是这一房型，居然在展览最后一单元“中国视角的日本”中的一枚汉砖上喜提同款。
其实，这简直再合理不过。几乎整个古坟时代，日本都没有发现铜矿。也正因此，宝贵的进口铜在那时并没用于生产工具和钱币制作，而是成了礼仪和墓葬等领域的奢侈品；但也正因此，日本有青铜文化，却没有生产力上的青铜时代，而是几乎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也算歪打正着。
于是，日本铜镜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纯从中国和朝鲜进口成品，到后来专门定制、“渡来”大陆工匠制造并传授技艺，直到最后独立生产，但平心而论与中国、朝鲜铜镜差距相当明显：汉字换成纹饰尚可理解，更复杂的神兽换成简单的龙虎，多少有偷工减料之嫌。
但在普遍一味模仿的和制铜镜中，一枚铃镜算是一股清流。这一日本独创的形制，让人不禁联想起国博刚落幕的中日韩青铜器展上，铃器和铜镜一样夺目。在青铜技艺炉火纯青的古代朝鲜，剑代表世俗权力，镜和铃则代表信仰和祭祀。至今日本大小神宫的巫女祭祀，铃镜都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在当今世界的眼光中，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算得上日本的一大特长，这是资源贫乏的岛国自古便有的种族天赋。
彼时日本在全部金属领域都要仰赖大陆。古坟时代的大和称出产各种金属的朝鲜半岛为“金银之国”，为此也多次对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并为该地区向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的历朝中国皇帝讨封。早期日本本土金银铜铁矿的大规模发现几乎都要等到飞鸟时代。无怪乎飞鸟时代的尾声，武藏国发现并向天皇进献了铜，竟被视为祥瑞——见本土也产了铜矿、有了自己的“和铜”，大喜过望的元明天皇将自己的年号改为和同(铜)元年，并开始铸造货币。
正是拜那次“和铜”发现所赐，才有了现在能看到的、以“和同开珎”领衔的皇朝十二钱。只是随时间推移，十二钱的成色和分量肉眼可见一蟹不如一蟹。终于到平安时代后期的958年，日本国内再度采用中国输入的成色好、分量足、保值坚挺的“渡来钱”，这次一用直到德川时代。
日本的天皇制度奠定于飞鸟-奈良时期，而代表其“万世一系”、世代相传核心信仰的“三神器”，其实也来自传统儒家：剑代表勇、镜代表智、玉代表仁。比起每逢新皇即位总要请出的其余两件神器，八咫镜却最为神秘——象征天皇祖先天照大神的它始终被供奉在伊势神宫，极少有人可以一睹庄严。也因此，即便有平安时代伊势神宫祭主亲撰的《神宝图形神秘书》描画，许多学者也认为“八咫”形状也只是想象出来的镜形。
而展览后部，一件来自清华艺博自己的收藏，却为日本“神器”的存在从形制上提供了背书：这是一面唐代铜镜，比起千年来中国产铜镜常见的瑞花瑞兽纹铜镜，不常见的十六曲边八葵形状，却完美符合日本伊势神道的几部经典中对“八咫”的阐释。
无独有偶，另一面同为清华自藏的唐代铜镜，也可参与到前文提到的高松塚断代解谜中——这面瑞兽葡萄纹镜从尺寸到纹饰，和从高松塚，以及位于今西安郊外的独孤思贞墓(698年)中分别出土的一面，堪称三胞胎。而来自西方信仰、代表天国的葡萄纹，正是在唐高宗后期至武周年间，即7、8世纪之交大规模出现在东方的。更相映成趣的是，和中国的李治、武则天一样，彼时日本先后执政的天武和持统天皇，也是一对夫妻帝王。
本次展览前言提到，大学承担着教书育人、传播交流文化的重任。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清华，能够和奈良这个日本的文化遗产富县一起，联手参与到中日关系的交流构建中，实乃应有之义。（黄哲）
来源： 北京青年报
